重庆污染企业搬迁，污染没了企业活了 新华社记者王金涛报道 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交汇东流，勾画出山城壮美的景象。然而，两江沿岸数十家企业多年来治污不力，令山城美景逊色，周边百姓受害。 关闭，大批职工就会失业；搬迁，企业可能一挪就死。如何让这批污染企业搬离主城区并且获得新生，成了摆在重庆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。 “不搬迁等死，搬迁找死” 破旧的厂房里布满锈迹斑斑的管道，含有锌、汞、锰等重金属和悬浮物的污水滚滚喷涌，富含二氧化硫和石油沥青等物质的废气直接排入大气……几十年来，重庆电池总厂就以这种面貌生存于民居、学校和宾馆之间，附近居民一直表示强烈不满。 “我们也知道企业污染厉害，也想搞环保。”厂长徐星亮说，“可是厂子狭小、地形复杂，生产布局又不合理，管网凌乱无序，无论下多大力气，废水和废气都不可能达标排放。” 重庆两江沿岸许多污染企业基本上和重庆电池总厂一样，历史悠久，负担沉重，搞环保没有条件，搬迁又没有钱，处于“不搬迁等死，搬迁找死”的状态。 重庆是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，工业企业大多数分布在城市的中心，企业占地和民居相互交错。主城区工业结构中，冶金、化工、医药类企业比重较大，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分布在长江、嘉陵江两岸，化工安全隐患和污染问题十分突出。重庆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冰说：“这些老企业并非没有治污积极性，但受厂区地理环境和传统工艺所限，治污难度太大，不可能实现‘三废’达标排放。” 重庆市政府2001年就制定了主城区污染企业搬迁的计划，但企业不仅缺少搬迁资金，而且难以安置不愿搬迁的职工，因此大多数企业“按兵不动”。 “托盘”妙招让企业有了搬迁的动力 2004年4月，位于嘉陵江畔的天原化工总厂发生震惊全国的氯气泄漏、爆炸事故，15万居民被迫大转移。重庆市政府再次下决心，坚决搬迁有安全隐患的污染企业。在关闭一批没有前景的污染企业后，最终将29户企业列入搬迁名单。 既然是搬迁，就要把企业搬活、搬大、搬强，而不是搬死。市政府为减轻搬迁企业负担，在税费征收、土地出让补偿、职工养老和医疗等方面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。然而，搬迁企业还是因为土地等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等原因，缺乏资金，难以全面启动搬迁程序。 为此，重庆市使出了一个“托盘”的妙招：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、地产集团等国有投资集团“托盘”搬迁，按照市场价格，提前向企业支付土地置换资金，以弥补搬迁资金缺口。企业搬迁完毕后，老厂关闭，再把地交出去，由那些国有投资集团去运作。此招一出，一批污染企业马上有了搬迁的动力。 搬迁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的重庆电池总厂，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车间宽敞整洁，设施先进，现代化的环保设备不停地运转，厂区里满眼都是绿色。更为可喜的是，搬迁前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100％，通过土地置换等措施，不仅建起了新厂区，而且偿还了不少金融债务，资产负债率下降到40％。 污染企业搬迁，绝不是污染源的搬迁 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搬迁工作中强调，污染企业搬迁，绝不是污染源的搬迁，每户企业都必须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，使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或者消除污染物，同时调整产品结构，扩大市场占有率。 新华化工厂主要生产钛白粉，搬迁前因场地所限，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，生产规模较小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；其污水处理设施也非常简陋，排污不达标。如今，企业在重庆潼南县基本建成了新厂区，年产量由6000吨增加到1.5万吨，部分工艺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真空结晶技术和引进美国先进技术。经过搬迁和改造，企业在同行业里获得了话语权，预计年实现利润可达1700多万元，而此前这家企业几乎一直无利可赚。 与此同时，新华化工厂投资400万元新建了一座污水处理厂，并将废气处理由原来的一级水喷淋改为两级水喷淋，还使用电除雾器除掉水喷淋后形成的酸雾和悬浮物，彻底实现了达标排放。厂长刘崇阳说，尽管环保成本上升，但其他成本大幅度下降，企业的总成本依然降低了。 走在搬迁企业最前面的嘉陵化工厂自投产以来，已形成2万吨高锰酸钾的生产能力，年产值近3亿元，大大超过老厂年产值1.2亿元的水平，成为国内同行业中规模最大、出口量最大的企业。 市经委主任吴冰说，目前重庆市29家计划搬迁的污染企业中，已有15家完成了搬迁任务，其余企业最迟在2007年搬迁完毕。已搬迁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大幅下降，最高的不超过60％，生产工艺和设备更新了，环保能力也明显提高。 在污染企业得到新生的同时，重庆市主城区天更蓝了、水更清了。